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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洪恩简介:陆洪恩,男,1919年出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出国深造。1950年回国,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乐团指挥,1966年5月28日因 “反动言论”被逮捕。1968年4月27日,在林昭被杀害的前两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陆洪恩死刑,立即执行。和陆洪恩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六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这场集体屠杀,当时的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日报》等作了报道和评论,判决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动一时的大事。1981年,陆洪恩被宣判无罪。】
(一)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二)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三)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四)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14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五)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